范引颐是在三水司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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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引颐是在三水司训

邓旺林

      范引颐的孙子范澐写的《先王父菊町公行状》记范引颐曾“借补三水司训”，范引颐的女儿范荑香在其《自述》中也说其父引颐“任广州三水训导”。但范引颐本人的诗文中均只说自己是在高安任职(任何职务也没说 )，并未说到是在三水任职。

      经查阅古今三水县志、道光朝《广东通志》、光绪朝《广州府志》以及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于1998年编成的《广东省志·地名志》等，均未见三水县曾称为“高安”，亦未见三水有“高安”这一小地名。网上咨询三水县文联副主席梁德荣先生，他也说“目前史料查不到三水曾名高安的记载”。他还特地咨询过三水文史专家，得到的答复也是三水没有别称为高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便认为范引颐所说的高安应是江西高安县。而对于范引颐的任职之地，我也认为范引颐自己所说的应该更为可靠些。于是认定范引颐是在江西高安任职，而未在三水司训。为此还写了几篇考证性质的文章。

      现在已找到了三水有“高安”这一别称的充分证据。从范澐、范荑香均记范引颐在三水任职来看，范引颐所说的高安应就是三水。也就是说，范澐、范荑香记范引颐在三水任职，与范引颐说自己是在高安任职，均没有错。只不过一是用三水的通称，一是用三水的别称而已。我为论述范引颐未在三水任职的几篇文章都是白写了。不过，为了弄清范引颐到底是在何处任职，倒是解决了三水有无别称“高安”这一个还算是有意义的问题。

      至于为什么范引颐不用三水的通称而用其别称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其在三水干得不顺心（“冷宦高安十二年”），又是在三水“以大计休致”。二是崇古意识的体现，也是很多古人的一种习惯。高安可能是三水县的古称。三水知县任荃从三水调补大埔（道光二十至二十三年任大埔知县）前写有四首五律，诗题为“高安留别”而不写“三水留别”，这应该就是崇古意识在起作用。有人说可能是为了要满足诗的平仄要求。在诗中可以这样理解。问题是范引颐在两篇文章中提到其任职之处时也都是写“高安”而非“三水”。在一般的文章中并无平仄方面的约束。因此，为满足诗的平仄要求一说，理由不够充分。

2015.12.08

附录

广东三水县曾别称“高安”考略

邓旺林

为弄清楚我村清代举人范引颐(1)道光年间究竟是在何处任儒学教官，我想了解三水有无“高安”这一别称或古称。经查阅古今三水县志、道光朝《广东通志》、光绪朝《广州府志》以及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于1998年编成的《广东省志·地名志》等，均未见三水县曾称为“高安”，亦未见三水有“高安”这一小地名。我还特地请教了三水县的一些专家学者，他们也说未见关于三水称为“高安”的史料。于是认定三水并无“高安”这一别称。

然而，从现在发现的两位三水知县“提供”的“证据”看来，三水至迟在清代道光年间便已有“高安”这一别称了。

我们先来看看浙江慈溪人任荃“提供”的“证据”。

任荃（1806-1853），号（一说“字”）月坡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乙未科三甲进士。于道光十六年至十九年署三水知县，道光二十年涖任大埔知县，道光二十三年因守正不阿得罪上司被革职。三水人“慕其德教，延主行台书院讲席。后两年而归。”（见光绪《广州府志》第110卷“宦绩七”）。

任荃著有诗集《鸿爪集》二卷，录148首古今体诗。任荃在卷末特加说明：这些诗是“随时地先后编次，不拘体列（例？）”。卷一中的诗依次为“在三水作”、“在大埔作”；卷二的诗则属“三十六江楼作”。“在三水作”的诗中，以题为“高安留别”的四首五律殿后。内有“三年承乏邑”、“江流三十六，上有读书台”等句。任荃在《鸿爪集》的《自序》中说过：“余官三水、大埔各三年”。此“三年承乏邑”显然是说其在三水署职三年（承乏：指暂任某职、署职）。“江流三十六，上有读书台”主要是说三水当时的名楼——三十六江楼或在其旁边的行台书院。可见这“高安留别”的“高安”应该就是三水县，而不是江西的高安县。

在《鸿爪集·自序》的最后，任荃写道：“道光二十五年仲春之月，慈溪任荃自记于高安三十六江楼”。三水的三十六江楼是由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(2)所命名，而江西高安从未有过名为“三十六江楼”的建筑物。这“高安三十六江楼”就更足以证明三水有过“高安”这一别称了。

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台湾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“提供”的“证据”。

许南英（1855—1917），台南人。号蕴白或允白，别号“窥园主人”、“留发头陀”等。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庚寅恩科三甲进士。著有诗集《窥园留草》。

据许南英的《自定年谱》可知，他在国内大陆的任职范围，只是广东和福建二省（先在广东，后在福建）。在《窥园留草》中有其在宣统三年(辛亥，1911)所作七绝《题画梅，赠张悔盦同年》：“二载高安去去休，广州无奈又高州。也思归去空山里，耐冷看花不自由。”第二句后有其所作自注：“时奉调电白任”。清代电白隶属高州府。从“广州无奈又高州”来看，前句提到的“高安”应是隶属广州。其《自定年谱》记其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（1907)“委署三水县”，次年“赴三水县任”。宣统三年“特授电白县，卸三水县事。将就任，适革命军兴，乃回漳州，被举为漳州民事局长”。由此可见，“二载高安”的“高安”无疑就是三水县了。

比任荃更早以高安为三水县别称的，有我村清代嘉庆九年（甲子，1804）举人范引颐。（1765—1849）。他于道光元年（辛巳，1821）赴任广东三水司训。道光二年，在三水署任知县的浙江平湖进士徐一麟（号牧庵）(3)调离三水时，范引颐曾写作七绝组诗（共11首）《送徐牧庵卸篆三水将调江南》，第一首是“棠阴十载两都环，何幸高安又晤颜。忽报乔迁荣指日，刚欣缘厚怅缘悭。”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以高安指称三水的材料。

综上所述，至迟在清代清光年间，“高安”确曾作为三水县的别称。

本文只不过反映了“高安”曾被人作为三水县的别称而已，至于三水何以称为高安，何时称为高安，高安是否三水的原称等等则尚不清楚。

在高州洗夫人庙的一张地图上标明三水原名高安（在“高安”之后加括弧注明即三水。在地图右下角的“与现地名的对照表”中，也将“高安”作为“三水”的原名）。其根据，据该表附注所说，是“根据《隋书》《谯国夫人传》等记”。谯国夫人即岭南著名的巾帼英雄冼夫人。该传中记南北朝陈代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时曾召冼夫人的儿子冯仆（时任阳春郡守）“至高安，诱与为乱”。(4)

经查阅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、第1次印刷之《二十五史》（全十二册。下简称“今本《二十五史》”。对其中各部史书均附加“今本”二字）的《隋书》第八十卷（列传第四十五）之《谯国夫人传》，其中确是记陈代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时召冯仆“至高安，诱与为乱”。而在宣统《高要县志》第卄五卷“旧闻篇一·纪事”（由高要县人邓元勋初纂，吴德元复订）P2中则记为“诱冯仆入于高要以叛”，“召阳春郡守冯仆（高州良德人）至高要，诱与为乱。”在“至高要”的后面还附注：“通鉴(5)作二年召仆至南海”。可见在宣统朝邓元勋、吴德元所见的《隋书·谯国夫人传》中，欧阳纥召冯仆是到高要而不是高安。在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等正史中的地理志或郡国志均查不到今广东范围内有叫高安的州、县、村、镇等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今本《隋书·谯国夫人传》中的“高安”很可能是“高要”之误。

另外，在今本《明史·卷四十五·地理志六》中，记广东三水为“嘉靖五年五月以南海县之龙凤岡置，析高安县地益之。” (6)此记述中的“高安”实属“高要”之误（可参看拙作《对今本〈明史〉中“析高安以益三水”的质疑》）。

因此，三水县何以有“高安”这一别称或说是原名，尚有待进一步查考。

【注】

1. 范引頤（1765—1849）：字遥年，号菊町。大埔县三河浒梓村人。岭东著名女诗人范荑香的父亲。嘉庆六年（辛酉，1801）考取府学拔贡，入国子监进修。嘉庆九年（甲子，1804）中順天举人，嘉庆二十二年（丁丑，1817）在京应举人大挑，得任儒学教官。于道光元年（辛巳，1821）赴任广东三水，至道光十三年（癸巳，1833）始回乡。

2.阮元：江苏仪征人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己酉科第六名（即二甲第三名）进士。嘉庆二十二年九月（1817.10）～道光六年五月（1826.6）任两广总督。曾主持修

3. 徐一麟：嘉庆七年（1802）壬戌科三甲进士。嘉庆十二年就任大埔知县，嘉庆十七年十一月任潮州府海阳知县（此前先署任一段时间）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署任三水知县，在道光二年调离三水。

4．据《陈书》卷九“列传第三”中所记，欧阳纥是在陈宣帝太建元年（公元569年）在陈宣帝因其“久在南服，颇疑之”的情况下谋反的。欧阳纥于次年兵败，“执送京师伏诛。时年三十三。家口籍没。子询以年幼免”。欧阳询即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。据《新唐书·欧阳询传》所记，欧阳询当时是“匿而免”。

5．通鉴：指《资治通鉴》

6.见该版本《明史》第125页

【附记】

关于范引颐在何处任职司训，其女儿范荑香和孙子范澐都说是在三水，而从所能看到的范引颐本人的诗文中，则都只说是在高安，从未说是在三水。就连“三水”二字，也仅见于“送徐牧庵卸篆三水将调江南”这一诗题中。又因一直未能查询到三水有高安这一别称，故曾误以为范引颐是在江西的高安县任职，还以为他的这组诗是在江西高安与调离三水的徐牧庵相遇后所作。直至找到任荃的的《鸿爪集》和许南英的《窥园留草》，才敢肯定范引颐确是在三水司训，也因此得知至迟在道光二年，三水县已有“高安“这一别称。

2015.12.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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